作者简介
楼钦元，男，72岁，80年代初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社会医学教育工作。90年代初赴美，先后在美国印第安娜普渡大学医学中心和美国礼来制药公司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和癌症相关医药研究工作。儿子是美国梅得福市Asante医院的心脏专科医生。
○2010年退休后，回到中国，先后在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农林大学任英语教授。
○2017年10月初，在杭州初诊患癌，10月19日在美国确诊腺性非小细胞肺癌，随即在美国参加免疫治疗以及抗癌新药临床试验。
○2018年9月，在服用新药Blu-667后半年，包括原发肺癌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转移病灶，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
○2019年2月15日，因为对新药产生耐药性，肿瘤发生复发转移，在美国梅得福Asante医院病逝。
2017年10月我患了肺癌回美国诊断治疗至今 （2018年9月）。本文把我在美国就医和参加药物临床试验的经过作一介绍，一为答谢亲友对我的关心鼓励，二为其他读者提供一则个人案例。全文包括上下篇两部分，行文力求简单易懂、信息准确。
0 1 我在美国治疗肺癌 （上）
一、症状初起
1 用主动咳嗽清嗓子
2017年上半年，我在授课时感到喉咙有点不适，所以每天清晨都会在宿舍主动咳一阵，清清嗓子。有一两口痰出来后，嗓子就会清爽舒服，这样持续了几个月。
暑假里，由于天热，晚上使用空调，起床后嗓子干苦，而且感到深部的气管有些痰，就会更用力咳嗽去清嗓子。以前，猛咳一阵后喉咙会感觉舒服些，但在这段时间，即便清晨清了嗓子，白天仍会觉得嗓子难受，喉咙有点痒，时不时会咳嗽一阵。
2 用锻炼治咳嗽
7月底8月初，咳嗽加剧。感觉痰多了起来，不仅清晨有，下午和晚上也会有。痰液稀白，与感冒咳嗽的黄色痰液不一样。到了下旬，咳嗽变得不自主，喉咙痒，一痒就想咳，一开口讲话都会先咳一阵。不少人注意到我的咳嗽，催促我去医院看看，但我没在意。除了咳嗽外，一切似乎都正常。我用加强锻炼来强肺治咳，就冒着夏天的烈日更起劲地去爬山、骑车、跑步和打蓝球。
2017年8月，我爬杭州临安的山，想清肺止咳。
3 被“拉去”做CT
9月初，咳嗽更厉害了。9月5日，在一个临床医生的英语班上，课后我被“拉去”去做了胸部CT。结果显示左肺少量积液，右肺疑似炎症改变，心包少量积液。
服用抗菌素左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 一个疗程7天后，痰液似有减少，但咳嗽无明显好转。血像白细胞及CRP（C‐反应蛋白，反映急性感染，升高表明有细菌感染）均正常，说明我没有气管炎等急性炎症情况。但CT显示的积液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这是别人的情况，我肯定会想到肿瘤的因素，但是当时我绝对不会把它和我自己联系起来。
4 被“强迫”就医
进入10月后咳嗽越来越严重。10月16日，一位医生朋友“强迫”我去看医生，他用自己的手机为我挂好了号。医生让我又做了CT，时隔40天，CT左肺积液增加，肺门阴影扩大。血检一系列肿瘤指标都升高，其中主要针对肺癌的癌胚抗原（CEA）高达6倍多 （32.8/5）。
虽然肿瘤指标不可用来诊断肿瘤，只可做治疗效果的辅助评价，但高出这么多，一切已无疑问了。我很有可能得了肺癌，而且已有转移了，因为心包积液很可能与相邻的肺部的情况有关，很可能是癌细胞侵犯了周围的淋巴系统，造成淋巴回流受阻而致心包产生积液。没想到这几个月里难以消除的咳嗽竟可能是癌性咳嗽！
5大意自信耽误诊断
大意和自信使我失去了早期诊断肺癌的机会。当时如果及时就医，六、七月刚有咳嗽时就去医院检查，做个CT和肿瘤标志物（CEA）检查，我的肺癌或许能得到早期确诊和治疗，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出现。
另外，表面现象也起了蒙蔽作用。我给人的印象是强壮、健康，不抽烟、不喝酒，非常注重锻炼，所以我的朋友熟人都认为我只是得了支气管炎或肺炎，连见过的几个资深医生也反复怀疑是肺结核，谁也不曾想到我和肿瘤会有联系。
2017年10月，第一次住院。
二、回美诊治
1 立即飞回美国
第二次CT和肿瘤指标出来后，当即告知儿子自己的情况。他泣不成声，批评我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要我立即返回美国诊治。一直在儿子家照看着孙子、孙女的妻子为我订了机票，二日后即起程。
10月19日深夜，我从浦东登机飞旧金山转梅德福，当天就住进我儿子工作的Asante医院。他是那里的心脏专科医生。梅德福市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Medford, Oregon），是一个只有几万居民的小城，却是周围二十多万人口地区的医疗中心。
2 迅速确诊
第二日凌晨，做胸、腹部对照CT。因为那些增高的肿瘤指标首先指向消化道病变，所以除胸部外也要做腹部对照CT，结果排除了胰腺、胃和结直肠肿瘤的可能。
次日，抽取左胸腔积液525毫升，积液中发现肺癌细胞，至此，肺癌确诊。下一步做了脑部核磁共振（MRI），因为肺癌容易向脑转移，结果没有发现脑转移。几日后，做了全身PET-CT，以确定是否已有其它地方转移，结果显示胸上部双侧淋巴，肺门，肝及右盆腔回肠已有转移。
儿子在工作间隙到病房看我
3 基因检查
对胸腔积液中的癌细胞做了分子生物学的检查，以确定肺癌基因变异类型，这对制定治疗计划极为关键。一个多星期后检查结果出来，我患的是肺的非小细胞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但EGFR和ALT变异均阴性。亚洲人肺癌这两个变异各占约三分之，而我却是另外某一个不常见的基因变异，有待进一步确定。
检查结果还显示PD-L1表达强阳性（表达率90-100%）。PD-L1是癌细胞表面长出的一个蛋白，它和人体的免疫T细胞表面的PD-1受体结合后，就会使T细胞失去识别和杀死癌细胞的能力。我的肺癌就是这样逃脱了T细胞的攻击而形成的。
4确定变异
11月2日，我去了在德州休斯顿的安得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该医院被评为世界最好的癌症中心。血液标本送去做一个称做Guardant360的检测。一个多星期后结果下来，我是RET （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变异，只占所有肺癌病人的1-2%。
Guardant360检测能一次在血液标本中测试73个基因的变异情况，被称为“液体活检”。休士顿目前还不能做次检查，要把标本送往加州的Redwood City去做。现在中国的癌症基因检测也很先进，有的检测机构用活检标本一次可测464个基因。
和妻子在美国休斯顿MD安得森癌症中心
5 拟定治疗方案
我从网上了解到Keytruda (pembrolizumab，派姆单抗) 是美国FDA近年批准的一线抗体类抗癌药，先后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肺癌和结直肠癌等，据报道疗效都不错，被誉为突破性明星药物。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黑色素癌转移到脑部后，用了此药，脑部肿块全部消失。
使用Keytruda的指征是肿瘤细胞高度表达PD-L1。我的PD-L1表达水平在90-100%之间，毫无疑问Keytruda是我的首选药，而针对RET变异的靶向精准治疗是第二选择。当地医生和我商定了治疗方案，并得到安得森癌症中心医生的肯定。
三、Keytruda（K剂）治疗体验
1 关于Keytruda （K药）
Keytruda又叫pembrolizumab，中文名派姆单抗，是美国默克（MERK）公司研发的免疫疗法抗癌药物。2017年美国FDA批准该药可用于所有PD-L1阳性的癌症病人。2018年4月，它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发表，宣称获得理想治疗效果。2018年2月，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受理Keytruda在中国上市的申请，8月就获批准可为中国病人使用。
K剂的半衰期为25天左右，所以每3周静脉注射一次。在美国每注射一针的费用是2.5万美元，政府老年人医保（Medicare）支付其中大部分，如果个人再买一分相关的辅助保险，自己只要付很小一部分。每针我自己付2000美元。
2 K剂的作用机理
人体T淋巴细胞有一个受体，叫PD-1，身体很多器官的细胞表面分泌一个蛋白，叫PD-L1。两者结合后，T细胞就不会对这些器官进行攻击，这是身体正常的免疫保护机制。为了逃避T细胞的攻击，有些类型的癌细胞表面也分泌PD-L1。K剂是一种拮抗PD-1的抗体，两者结合后这种免疫保护机制就被解除，T细胞就能识别和攻击癌细胞了。
我们可以把PD-L1看成是一道免死金牌，有了它就能躲过御林军（T细胞）的追杀，K剂则可看成是朝廷新下的一道圣旨，御林军不再认那道免死金牌，所以癌细胞又会被T细胞追杀。K剂对表达PD-L1的肿瘤有效，而且表达越高越有效，一般认为表达在50%以上，疗效很好。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T细胞的PD-1受体被K剂封锁住，抑制了免疫保护机制，有些表达PD-L1的器官也会受到T细胞的攻击，这也是它造成严重副作用的原因。
3 第一针K剂
2017年11月9日我接受第一针K剂。200毫克的K剂经静脉进入我的身体，10分钟时，全身好像上来一阵放松的感觉，随之精神振奋，刹那间喉咙也不痒了，胸部的紧迫感没了。我当即跟坐在一旁陪着的妻子讲了上述感觉。
30分钟静注结束，我从躺椅上一跃而起，自然地就甩开大步向停车场走去，像个没病的人一样。回到家用语音向杭州兄弟报告了这些好的感觉，声音清晰，不再颤抖。
接受K药注射
晚上，我没再用强力枇杷糖浆止咳，虽然仍旧坐在沙发上过夜，但情况要好不少。然而第二日开始一切又回到打针以前的状况，而且痰变得很稠，色黄，难咳出，甚至渐渐出现了猛烈咳嗽，心律不齐和频发呼吸困难。
想到休斯顿的医生曾对我说过，有些病人打了K剂后会有肿块反而暂时增大、症状加重的情况，也即所谓的假性进展，我安慰自己以上情况的出现也很有可能是正常反应。我还认为可看成免疫系统在奋力清除癌细胞，犹如一场战斗，总会有破坏和伤亡。
然而，注射K剂的第18天时终于发展至呼吸困难而住院。住院诊治了六天，手术取心包积液500毫升，左胸腔积液2000毫升。当时无法解释为何情况急转直下，现在回过头来看，应是K剂在攻击癌细胞的同时也攻击了肺、心包和胸膜等正常组织。心包做了“开窗”手术，即在心包下端开洞让心包的液体流经腹腔，再经腹腔淋巴系统回流，属常规微创手术。术中左胸腔下部埋置一引流管，出院后每周抽胸水一次。医院安排了社区护理服务上门帮助用真空瓶吸胸水，每次费用200美元，全部由Medicare报销。最后留置管在42天后由医生拔出。
4 第二针K剂
12月4日，注射第二针K剂。注射后咳嗽次数明显减少，可以几个小时不咳，转为干咳。但几天后又出现胸闷气急，胸部似有东西压住，透不过气来。
儿子在每晚睡前都要过来叮嘱我，若有异常要立即叫醒他送我去医院急症室。后来发低烧三天，38度，全身出现针尖大的皮疹和肉眼血尿。我试着不连续用力咳嗽，咳几下歇几分钟，喝一口热水，有时能咳出一口血痰，胸部压迫感就会减轻一点。又试着去走路，走走停停，能走300米，也有利咳痰。
5 第三针K剂
12月26日，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我打第三针K剂。注射后三天因胸闷气急又住院。气管镜检查诊断为肺炎，静脉注射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Piperacillin plus Tazobactan）。这两种药联合使用是治疗各种细菌引起的中、重度肺部感染。医生怀疑我有肺部感染，住院治疗5天。这次病得不轻，似奄奄一息了。
2017年的最后一天，天气阴冷，心情阴沉，和妻、儿在病房谈了后事，委托了在杭的三弟去钱江陵园购买墓地。
出院后口服4天抗菌素左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1月15日，为改善呼吸功能，肺科医生试图用气管镜在塌陷的左下肺气管里放入支架或用气球撑开塌陷的气管，但没有成功。理论上说，肺不张三个月后已不能放支架复原，而我的左肺因胸积水压迫而不张已超过三个月。
6 K剂小结
在两个多月里（9个星期）我接受了三次Keytruda治疗，每次都是刚打下去时感觉不错 （打击了癌细胞），随之症状就出现（打击了正常器官）。我因出现心包积液和胸水增多、肺炎、胸闷气急加剧等情况两次住院治疗。我的整体身体情况变得很糟糕，体重由已由过去的近80公斤减到70公斤，呼吸困难，人感极度虚弱。
关于我的肺炎，可能既有细菌感染又有肺间质炎症。服用抗生素后，细菌感染可能已被控制，间质性肺炎则将用激素（强的松）治疗。K剂引起间质性肺炎（interstitial pneumonitis）的概率只有1.5%，非常不幸，我就在其中。考虑到出现的副作用，医生决定暂停K剂。
2018年1月15日，又一个悲惨的日子，我被肺科医生告知如无有效治疗手段，我只能继续活三个月。
四、间质性肺炎和强的松治疗
1 关于间质性肺炎
间质性肺炎是肺的间质组织发生炎症，炎症主要侵犯支气管壁和肺泡壁，特别是支气管周围血管和外周小叶间和肺泡间隔的结缔组织，而且多呈坏死性病变。间质性肺炎大多由于病毒所致，而我的情况则是过分活越的T细胞攻击了肺泡间质。症状为胸闷气急、呼吸困难，胸部CT可见肺部呈毛玻璃样改变。治疗间质性肺炎唯一方法是较长期服用大剂量的强的松。强的松能抑制炎症反应。
2 第一次强的松治疗
1月17日我开始第一次强的松治疗。治疗计划由当地的肿瘤科医生制定，每天70毫克，一周，然后每周减10毫克。这样算下来需要用药将近一个半月。
由于当时正在申请一个药物 (LOXO-292) 的一期临床试验，对使用激素有限制，强的松的剂量必须在每天10毫克以下。如果我按原计划减量，在一个月后申请临床试验时，每日强的松剂量会是30毫克，超过临床试验的限制规定。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加快速度减量，每周减20毫克。由于降得太快，间质性肺炎没能得以很好的控制。
3 第二次治疗
2月5日，第二次强的松治疗，由休斯顿的医生作出治疗计划，每日60毫克，2周，以后每周减10毫克。这次我完全按医嘱服用强的松，经七周用药终于控制住间质性肺炎。但是两次大剂量长期使用强的松造成了严重的副作用。我的体重进一步下降到60公斤，全身肌肉消退，臀部只剩皮包骨头，连软软的沙发都坐不下去。
强的松是糖皮质激素，会把蛋白质分解成糖，所以吃得再多也不长肉。另一严重副作用是在第二次激素治疗降到每日10毫克时，突然出现下肢水肿。强的松引起的水肿和后来因大量心包积液引起的水肿持续了四个多月。
五、LOXO-292临床试验
1 关于LOXO-292
LOXO-292是Loxo Oncology 公司研发的针对RET变异所引起的肺癌的精准靶向治疗小分子药物，目前正在一期临床试验中。2017年在日本举行的肺癌国际大会上，Loxo Oncology发表了两例个案，受试者服用LOXO-292后肿块缩小或消除。Loxo Oncology, Inc. 创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全职雇员不多，主要开发用于癌症治疗的小分子靶向药物新药。由于它的几个产品都很有希望，一些大公司竞向与之联合共同开发新药。
2 申请LOXO-292临床试验
由于我不能再用K剂，就想尽快转到靶向治疗上来。我给安得森癌症中心写信，希望他们推荐并帮我联系合适的临床试验，但一时没有得到回音。我就不断地在网上搜索，终于有一天发现了LOXO-292的信息。儿子立即给Loxo Oncology公司写信、打电话。
一连几天，儿子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联系的进展情况。他甚至都和公司的VP联络上了。一天下班后，儿子兴奋地告诉我他已和一个叫萨巴的医生通了话。萨巴医生是安得森癌症中心靶向治疗科负责LOXO-292临床试验的医生。萨巴医生表示我的情况可能符合LOXO-292临床试验的准入条件，他答应安排时间和我见面。
3 第一次见萨巴医生
2018年1月26日，我去休斯顿和萨巴医生见面。萨巴医生，印度裔，40岁，中等个，友善幽默，易相处，和我谈了话，看了我准备的材料，当即表示向Loxo Oncology 公司报告我的情况。他离开房间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公司还要他补充些材料。只见他和他的助手以及LOXO-292临床试验的联络人，一个华裔姑娘，不会讲普通话只会广东话，讨论了一下。又过了一会，萨巴医生回来说，公司同意我进入临床试验。他让那华裔姑娘向我解释临床试验的意义、过程、受试者的责任和权利，药的副作用，回访的时间表等，还让我在几个文件上签了字。
4 艰难的等候
休斯顿通知我临床试验开始的日子定为2月7日，从1月26日算起还要等12天。这12天过得非常艰难。首先，第一次强的松治疗中我加速减量使间质性肺炎卷土重来, 呼吸非常困难，同时激素减量造成的疲倦乏力，如雪上加霜。
再者，自1月16日K剂停用后没再使用任何药物去控制癌细胞，加速扩增的癌细胞也是造成呼吸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月2日，离出发到休斯顿只有3天了，我又因难以忍受的呼吸困难去见了当地的肺科医生，他用气管镜为我吸了痰，又为我租借了一个氧气浓缩机，以使我能安全飞到休斯顿。就这样，我掰着指头算日子，半天过去了，白天过了，晚上过了，又一天…… 简直就是分分秒秒地熬着、盼着、坚持着，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终于等到了动身的那一天。
2月4日，是个星期日，家人等在车库门前为我送行，我含泪一一作别。我在额头上亲了还不到三岁的小孙子，我多想看到他长得再大些。我拥抱了儿媳。我们相处一直不太和谐，但这次我生病了她待我还不错。我向她表示了感谢，也对过去的不愉快表示了歉意。我说，如果以前曾发生过冲突，不要从个人角度而要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去看待。
我又说，如果我走了希望她能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对待她的Mother-in-law （婆婆）。极度的虚弱使我非常悲观，预感自己有可能再也回不来，很可能就此永别了。
这次飞行转辗丹佛到休斯顿，在机场转机时妻子都用轮椅推着我，我一步都无法挪动。在上小飞机的登机梯时，每上一档就得休息一两分钟，总共五六档，我化了十来分钟才登上飞机。
位于休斯顿的安得森癌症中心
5 做脑部核磁共振时差点气绝
2月5日，可能因为病人多的缘故，我被安排到一个离开医院很远的地方做增强 CT，我们打车过去单趟需要20多分钟。2月6日，一早空腹先抽70毫升血，接着又去前一日做过CT的地方做全脑核磁共振 （MRI）。全脑MRI要求检查脑子的10个部分，要近一个小时才能完成。
全过程我都得平躺，这几个月来我根本无法平躺，一躺下就会窒息，但为做核磁共振我非得躺下去。第一个10分钟是全脑扫描，虽然感到整个胸部堵得厉害，我几乎是全程屏气坚持着做完。我告诉技术员，吃不消了，要起来。
一坐起来，就开始猛力咳嗽，几下就引起气管痉挛，刹那间全身就没有了氧气供应，眼发黑，像要死过去一般。我赶紧用双手扶住栏杆，头支在墙上，竭力呼吸，胸部剧烈起伏，好一阵仍未缓解。所幸我的意识还清楚，我告诉自己决不能死在这里。我拼命地呼吸。
技术员是个大个子上了年纪的老头，见状吓坏了，在一旁不知所错，嘴里不停地说着，“My God！” （我的上帝！）我要他拍我的背，他用蒲扇般的大手在我背上拍了起来，拍得我东倒西歪，我只好叫停。
大约两三分钟后，我让他把我妻子叫来，他拿起话筒叫了。我要他再叫了一遍，妻子赶紧奔了过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说，“快，捶背！” 她上前在我背上快速而有节奏地拍了起来。这种气绝的情况已在家发生过两次，她没有惊慌。一两分钟后，呼吸终于平稳下来。那老头技术员说MRI不能继续做了。
6 萨巴医生要求我先住院治疗
这次到休斯顿事先定下的的策略是一定要掩盖住自己的虚弱状态，要挺起胸膛显示我已经准备好临床试验了。没想到我竟然都没能做完脑部核磁共振，露陷了，情况于我十分不利，萨巴医生很可能以此为由不让我参与临床试验。果然，他说我的身体状态太虚弱，得先让我住院治疗。
他又用手机给我看了CT，指出昨天的CT显示我的间质性肺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确实，肺部有明显的毛玻璃样改变。我问，“这会影响明天的LOXO-292临床试验吗？” “我们必须让你先治疗。” 萨巴医生避开了我的问话。但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决不能让这个花了这么大努力、这么多天艰难等来的机会就这样毁灭，我一定要抗争！
虽然身体的虚弱使我讲话断断续续，但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以下一段话：“萨巴医生，请您注意以下这些事实：我前天一整天都在飞抵休斯顿的路途上，就是一个健康的老人也会疲惫不堪。今天一早又空腹抽了70毫升的血，一个正常人也会头晕的。而且其中的一半是为你个人的研究而抽的，当你的技术员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你们又让我打车半个小时去做MRI, 我连吃点食物的机会都没有。我坚信我身体没问题，我能接受LOXO-292，所以请一定让我按原计划在明天开始临床试验。而且，我已经等了20来天了，癌细胞正在我的身体里猖獗生长，肆意蔓延，我不能再等了。”
萨巴医生听了我的抗争，沉默不语。我又继续说道：“我已签了临床试验的协议，公司也为我们定了机票、租了旅馆，还给了食物津贴，事实上我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 听我讲完，萨巴医生说他再去向制药公司反映我的情况，努力为我争取，但仍希望我同意先住院治疗。这时我儿子来电话，提醒我不要太过向萨巴医生施压，这不礼貌也无济于事，我只好同意先住院。
7 门在最后一刻无情的关上了
2月6日，也即当天下午，我住进安得森癌症医院。傍晚，萨巴医生来看我，竟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制药公司同意明天按计划给药！原来，他打了很多电话，跟公司直接经办人力争，跟各个有关的部门联系，而且最后终于说服了公司的医疗主管。
我双手握住萨巴医生的手，连声说谢谢。这时，萨巴医生就像是我的救命恩人一样。
他说明天他的护士上班后就过来给我做心电图、抽血等等。第二天上午8点多一点，一个护士来病房看了一下，说她去搬心电图仪器马上就回来。一会儿一个药剂师又过来说，药房正在为我准备LOXO-292，很快就会把药送过来。我没有激动，只有不安，生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果然，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那护士没有再回来，药房没有送药过来，萨巴医生也没有再出现。心在急促地跳动，胸部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我的脸变得苍白。妻子在一旁轻轻地宽慰着我。病房死一般寂静。
终于，萨巴医生进来了，脸色阴沉，双眉紧锁。他艰难地开了口，“我感到非常遗憾，公司的医疗主管一早打来电话说，经集体讨论，决定不能给你药，因为LOXO-292很有可能会加重你的间质性肺炎。”
听了萨巴医生的话，我瘫坐在病床上，大口大口地吐着气，没说一句话。这场景，就如一个被告听到了死刑的宣判。LOXO公司为了临床试验有好的结果，就这样在最后关头把我推出了门外。萨巴医生安慰我，说先治病，治好了再设法让我进LOXO-292临床试验。我再次用双手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
在心理几近崩溃的时刻我无法作出公正的思考，当时我愤怒地感到命运的残忍和制药公司的自私。但事后冷静下来后我觉悟到，LOXO公司没有错。
首先，它有权利这样做。他们列出了一系列的，经过科学论证的临床试验准入标准，一定要严格执行。在符合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他们可以选择有利于临床试验成功的病人。第二，我确有间质性肺炎，得先治疗。当时如果让我进入临床试验，仍就要使用大剂量强的松来治疗肺炎，这就违反了规定的准入条件（不大于每天10毫克）。
尽管对我来说这门关得有点残忍，但我应该接受，因为这是科学研究行为，不是慈善活动的一个施舍举动。（但是一个月后在我的肺炎已得到控制的情况下，LOXO公司仍然拒我于门外是有点不近人情的。）
8 休士顿住院
2月7日的上午，西蒙医生，一位资深肺科医生，来病房看我，先讨论了用强的松治疗肺炎的计划，后谈了他对治疗我的癌症的意见。他拿出手机让我看了几篇文章的摘要，推荐用cabozantinib/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卡博替尼（cabozantinib）。这是第一代的靶向药物，并非专门针对RET变异，文献说只对27%的RET变异引起的肺癌有效，因为同时抑制其它几个信号通道，所以有较严重的副作用。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接受卡博替尼。但FDA只批准该药用于甲状腺癌和肾癌，所以如用到别的癌症上，个人的自付比例很高。每粒60mg的药要付110美元。西蒙医生给我开了一个月的量，30粒，我自付了3300美元， 我的Medicare付了3万美元 （1100美元一粒！）。
9 刚出院又进急诊室
2月6日到 10日，在肺科住了4天。出院那天傍晚，妻子用轮椅推着我出了医院，来到连接医院和旅馆的玻璃天桥上。我的身体情况很差，非常虚弱，呼吸很急促，情绪也很低落，总是觉得气闷难忍。我要妻子停下轮椅，让我在玻璃天桥上静静待一会，好好想想有没有信心过好这一晚。
待了一会儿后还是没信心，我要求回医院。轮椅掉了个头，我们又回到了医院。急诊室的医生打开电脑调取我的记录，惊讶地问道，“你在半个小时前刚出的院，又怎么了？” “气急，” 我回答。在急诊室拍了X光胸片，吸了氧气，用吸入法扩张了气管，折腾了两个小时后才回到旅馆。
10 在旅馆度过我的70岁生日
2月10日晚，回到与医院一街之隔的旅馆。不能躺下，便在沙发椅上坐下，急促地喘着气。回想这几天发生的这些事，心情沮丧到极点。生命好像已走到了尽头，前方是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点希望。想着这突如其来的重病，这诊断治疗之路的坎坷曲折，悲叹人生之不幸，无奈命运之不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说走就走，就像那天做核磁共振时发生的气绝意外，我该做好准备了。
我拿出手机，开始写辞世之言。几百字竟一蹴而就，然慨叹一生，不禁掩面拭泪，久久不能自己。过了半夜12点，2月11日到了，我迎来了70岁的生日，终于活过了70！
但我，还有明天吗？此时，我突然感到了妻儿及兄弟、老同学、老朋友们对我病后的关心、鼓励，内心蹦出一个响亮的回答：“是的，我还会有明天！”
七、精准靶向治疗药物BLU-667临床试验
1 关于Blu-667
在美国，迄今针对RET变异所引起的肺癌有两个精准靶向治疗药物正在一期临床试验，一个是LOXO-292，另一个是Blu-667。这两个药物只对RET变异的癌细胞进行攻击，所以效果好、副作用小。
BLU-667为Blueprint Medicines Corporation （BMC）所研制。BMC制药公司位于麻省剑桥市 (Cambridge, MA) ，成立于2008年，仅有 149人。该公司专门研发小分子精准靶向治疗药物，除BLU-667以外还有四五个针对其它变异的抗癌药物，和Blu-667一样都在一期临床试验阶段。由于这些药物所显示的高疗效、低毒性，该公司的业绩为市场所看好，在去年一年里其股票从30多美元涨到近100美元。
Blu-667的一期临床试验要招收115名癌症病人，他们应该是RET变异引起的非小细胞肺癌、甲状腺癌、或其它RET变异引起的实体癌患者。BLU-667一期临床试验在美国有6个试验点，其中在休士顿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已招30人，在西海岸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Portland，Oregon) 的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 （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 OHSU) 已招8人。BLU-667的一期临床试验开始于2017 年3 月17日，计划于2021年 3月4日结束。
一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药物的安全性、付作用、剂量和病人的耐受性，附带也观察大致的疗效，要有100人以上的样本量。这100人原要求为健康志愿者，但癌症药物试验可招癌症病人。
二期临床试验是研究药物的临床效果，要招100-300个病人，分成两组，一组用试验药物，另一组则用传统或其它药物，比较临床治疗效果和副作用。
三期临床试验是进一步观察临床效果和副作用，但样本量扩大至1300-3000人。
四期临床试验是药物上市后，继续观察效果和付作用。一般美国药品和食物管理局 （FDA）对有些急需药物在二期临床试验取得理想结果后就予以批准。
4月21日在 Cancer Discovery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Blu-667的研究文章，介绍了该药的研发过程，报道了该药对RET变异引发的癌症的选择性是现有的多向靶向治疗药物的100倍，介绍了4 例成功病例。这些病例在服用Blu-667后都有肿块缩小、肿瘤标志物水平下降、整体身体状态改善的效果，而且只有轻微的副作用。该文共有26个作者，包括制药公司自己的几位研究者和各个临床试验点的负责医生。休斯顿的萨巴医生为第一作者，波特兰的泰勒医生也在作者之列。
2 上帝为我开了一扇窗
3月9日，也即离上次在休斯顿被LOXO公司拒之门外以后的一个月，我又去了休士顿安得森癌症中心见萨巴医生。此时我已按安得森癌症中心的医嘱第二次服用强的松治好了间质性肺炎。我此次见萨巴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进入LOXO-292的临床试验。
他的助手，一个年轻的白人住院医生，先来诊疗室看了我。他对我被LOXO-292临床试验拒之门外深表同情。他说他们还有一个临床试验的药物，叫Blu-667，也是一个小分子药物，和LOXO-292很相似，就如“Pepsi and Cola” 一般（像百事可乐和可乐不分伯仲），我也可考虑申请。他还建议查一下看看是否在俄勒冈州也有试验点。我们马上上网查了，看到在波特兰的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 （OHSU），也有试验点。
一会后，萨巴医生来了。一阵常规问候和体检后，我问，“我参加LOXO-292临床试验就没有希望了，是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说，“对此我感到很遗憾，但你可以考虑用其它靶向治疗药物，也可考虑传统的化疗。”
在靶向治疗药物上，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选择，只有两个不是很专一的靶向治疗药物，一个就是我用过的卡博替尼(cabozantinib)，该药可能对我有些作用，但副作用很大，我口腔溃疡严重到不能进食，血小板降到5万而致鼻子大出血，最后用药到第20天不得不停止。
另一个药从文献上看就知其疗效和副作用还不如第一个药。至于传统化疗，我更是无法接受。试想，从对新药充满期盼到回归几十年前癌症治疗的原始水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自己、对所谓美国先进的医疗科技都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我也不想绕圈子了，直接就问， “那Blu-667临床试验怎么样？” “Blu-667？” 萨巴医生一愣，他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提到Blu-667。不过他马上说：“好，既然你愿意参与Blu-667的临床试验，我也不反对，我会把你放在候补名单上。”
他接着又说可以让我马上会见一下Blu-667的联络人，也是一位中国姑娘。他立即打了电话叫过那位联络人。这是一位很认真负责的中国姑娘。她和我们谈了有关Blu-667临床试验的事项。目前她有30个病人，用药后情况都很好，没有严重的付作用。她答应和我们保持联系，一到吸收新病人的日子时候就及时与我们联系。（制药公司每个月有一定的日子招募新病人）
显然，萨巴医生事先并没有考虑让我参加Blu-667的临床试验。这说明他对我已经厌倦了，想打发我走人。如果没有那位年轻住院医生，我就不会知道Blu-667，只能伤心绝望地回家。谢谢上帝，门虽然关上了，但也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我也想过萨巴医生为什么对我生厌。首先，因为我的病情比较严重，他作过很大的努力也没能让我进入LOXO的临床试验。别的治疗手段又有限, 而且他只主管药物临床试验，而如果是治疗，那就是别的医生的事了。
另一个原因，是可能因为我表现的太 “懂”、太逼人，让医生难堪、被动。比如上次在休士顿住院时他来查房时向另一个医生介绍说，我的心包有积液，也是个要考虑的问题。我听到了，就说这不是个问题，因为我做过心包开窗手术。他笑了，对那位医生说：“是吧，我告诉过你，他很懂的，我们说话要当心啦！”
确实，病人太 “懂”，医生也会头疼的。我儿子曾批评过我经常自己作结论、自己作解释、随意改动药物剂量，像我这样的病人是最不受医生欢迎的。我得承认，我该吸取教训，约束一下自己，跟医生交流一定要尊重医生，而不是去表现自己。
3 脚踏两只船
在参加Blu-667临床试验的地点上我有两个选择，一是休士顿，另一是波特兰，两者各有利弊。从成功率上考虑，休士顿可能性较大，因为那里的医生对我了解，有我所有的临床资料，再说临床试验的联络人是个中国姑娘，容易沟通。选择休士顿的缺点是路太远，不方便，路上来回要两天。而波特兰是本州的，只要一小时的飞行，方便多了，但我与那里医生的联系要从头开始，最不确定的是还不知他们对我的态度，是否倾向让我进入临床试验。为保险起见，我只得两地都努力申请，脚踏两只船了。
回家后，儿子立即与波特兰的OHSU联系。他在网页上找到了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给他们写了邮件、打了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表示参加Blu-667的临床试验的意愿。泰勒医生是OHSU主管药物临床试验的医生，玛丽萨是Blu-667临床试验的联系人，他们隔了两三天才回复我儿子，这本来应该是正常的，但却加重了我对波特兰的不确定性的忧虑。
于是我这边就加强了与休士顿的联系，每过一两天就给那位中国姑娘写邮件问情况，并一再向她表示我坚定选择休士顿而不是波特兰。几天后，波特兰给了我儿子肯定明确的答复，安排了我初诊的日期，如果一切符合临床试验的要求，就会考虑我加入。
就在同一天中午，休士顿那位姑娘也打来了电话，但我没有接到，她留言说过一会再打过来。等到傍晚还未见她打电话过来，我觉得不妙，心想她一定是知道了我同时也一直在与波特兰联系并有了初诊的安排，她肯定对我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做法不高兴了。
我就给她写了邮件，告诉她波特兰的进展，对自己脚踏两条船的做法表示歉意和无奈，希望她理解和原谅。晚上她回信说她一直知道我同时也在跟波特兰联系，她对此表示理解。她说波特兰更适合我，并告诉我萨巴医生向波特兰的泰勒医生和BMC制药公司极力推荐了我。
原来，波特兰的泰勒医生早就和萨巴医生连系过，并在当天上午和BMC制药公司以及萨巴医生开了电话会议讨论我的情况。据波特兰的联络员玛丽萨在给我儿子的电话上说，在会上，萨巴医生确实表示我是一个很合适的候选人，符合Blu-667临床试验的准入条件。这样，制药公司就同意让泰勒医生给我初诊，若符合要求就让我参加临床试验。作为休士顿的联络人的那位姑娘也旁听了电话会议。她中午给我打电话就是想告诉我这些的。
我非常感谢这位姑娘，她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人。她不计较我脚踏两条船带给她工作上造成的麻烦，而是完全站在我的角度为我着想，只要我进入了临床试验，她就放心了。我在心里祝愿她今后事业有成，在美国有好的发展。萨巴医生也是个很有同情心的好医生, 他在我进入Blu-667临床试验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我将永远感谢他。
4 我吞下了第一粒蓝色胶囊
3月21日，我去波特兰OHSU初诊见泰勒医生。见面之前，先做了全血检查，我的血小板是9万，高于Blu-667临床试验的准入要求 （>7.5万）。我一直很耽心我的血小板过低。接着，又做了胸部对照CT，这将作为我的病情的初始记录，服药一段时间后肿瘤大小将与此做比较。做完这些检查后，就见了泰勒医生，一位40岁的白人中青年医生，头发较短，有些稀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略大些。他很和善，对病人的回答会用一些鼓励甚至赞美的大词，如excellent、 perfect、 wonderful等。我带去了以前检查诊断的资料，都是儿子为我准备的，厚厚的一叠，完整、充分、齐全，让泰勒医生连说多个 “Perfect！”。
见面过程中，泰勒医生果断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BMC制药公司要求肺癌的RET基因变异要直接从肿块的活检材料中测出，而我的是从胸水所含的癌细胞中测得的。他说，他会去和BMC制药公司解释，应该不会有问题。
第二，BMC坚持要得到肿瘤活检材料，而我曾经在当地医院做过心包膜活检，泰勒医生当即要在一旁的玛丽萨去打电话联系，让他们把保留的活检标本寄过来。一会儿玛丽萨回来说，活检样品会于明日寄出。
泰勒医生说，“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你已基本上被批准进入Blu-667一期临床试验了！一个星期后来拿药、做检测。” 泰勒医生真是个行事果断，高效率的人。
3月28日，我接受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监测，也即观察我的身体对药物的吸受、扩散和代谢等情况。服药前抽一次血，以后每两小时抽一次，服药前做一次心电图，后每四小时再做一次。
我坐在治疗室的躺椅上，先做了心电图，接着一个护士在我的手臂上装好了留置针，抽了第一次血。9时多，玛丽萨递给我两瓶药 ，一个月剂量的Blu-667！她让我拿出一粒，要我当她的面服下。
我说，慢，这是我的历史性时刻，我要先拍个照。于是，我手拿一粒蓝色胶囊，让她给我拍了照。9时23分，我吞下了第一粒胶囊。当时我的感情很复杂，只是当着众人的面，我没有流露。
2018年3月28日，我终于拿到了Blu-667这粒神奇的蓝色药丸。
这一刻，我吞下了这粒蓝色的胶囊，就像一个足球守门员用铁匝般的双手紧紧抱住一个飞来的球，谁也甭想从他手中把球抢走。我当时想哭，因为这一刻的到来对我来说是多么不易。
这一刻，我也想笑，因为我终于胜利了，进入了Blu-667的一期临床试验。我是波特兰OHSU在13个月中招收的的第九个受试病人。
那一刻过后，我给一直等我消息的儿子打去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把第一粒药吞下了。儿子在那头连声说，“My God！Thank God! ” 我知道那一刻他有多么的激动。
他为我能进入药物临床试验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在茫茫大海中为我搜寻救生艇。有一天他对我说，要是10多年前就知道家人会患癌症，知道老爸会患上肺癌，他一定选择做肿瘤医生，直接就让老爸进入临床试验，用上最有希望的新药。
5 差点又被踢出临床试验
3月28日吞下了第一粒Blu-667后，一直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很多。但就在第三天下午，泰勒医生的助手卡洛琳来电话了。她说由于28日的三次心电图中有一次的QT间隙有延长，QT延长是心脏骤停、猝死的心电图表现，BMC制药公司要我立即停止服药。
但她又说如果我的心脏专科医生能解释我的QT延长的原因并说明不会对我造成危险的后果，公司会考虑让我继续临床试验。当时已经是周五下午三点多了，我答应卡洛琳星期一去找我的心脏医生。
我立即给儿子打电话，告知情况。他要我不要紧张，这事好解决。他认为QT延长很可能是我正在服的抗房颤的药，胺碘酮（Amiodarone），造成的，减量或停用该药QT延长的现象就会消失。原来，作为心脏专科医生，他对胺碘酮对QT的影响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篇论文，所以十分有把握。他会在周一请我的心脏专科医生为我写信说明情况。
我在周五、周六及周日晚上停止服用胺碘酮。周一见了心脏专科医生，做了心电图。果然，QT不再延长。心脏专科医生写了信，连同那张心电图结果记录一并FAX给卡洛琳。卡洛琳收到后立即传送给BMC制药公司。
周二上午，泰勒医生来电话告诉我，制药公司同意我继续临床试验。好险！虽是一场虚惊，却让我坐立不安了好几天。自此以后我很小心，严格遵守临床试验的所有规矩，关注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和其它身体情况，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6 Blu-667对我会有效吗？
Blu-667会对我有效么？有了K剂的教训，我不敢多想，也不敢过早下结论。每天早晚各一次按时、按要求服药，另外就不去想它了。过分主观地去感觉用药效果往往会带有心理作用的因素，容易得出错误结论。
对我来说，进入Blu-667的临床试验就好像是大海里落水的人爬上了一条救命的小船，有了逃生的希望。然而这条小船能否成功地救我出去，把我带到安全港，还得听天由命。
0 2 我在美国治疗肺癌 （下）
自2018年3月28日进入Blu-667临床试验以来，已有半年了。按药物临床试验的要求，服药的第一个月我每周都要去波特兰见医生，第二个月，改为半个月去一次，第三个月开始每个月去一次。每次去都抽血检查血像、做心电图以及评估副作用等。每两个月会做一次CT，观察肿块大小以评估疗效。我自己在当地医院专门抽血检查肿瘤标志物，比较其水平变化。
我的康复之路充满曲折坎坷。疗效和问题、期望和困惑交替出现。我的情绪也相应变化，看到疗效时，信心大增，眼前似晴空万里，而当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时，又会感到乌云密布，不见光明。我不敢回答朋友的问询，也不敢断言治疗效果，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等待CT和验血结果。
现在，半年过去了，综合4次CT检查报告，多次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以及我的自我感觉这三个方面的证据，我终于可以说，我正在逐渐康复。Blu-667这只救命的小船把我从水中救起，驶离危险海。下面是航程的记录。
一，康复过程
1 第一个月：症状反反复复用药后两周，我已有了明显好转的感觉。晚上睡觉开始不戴氧气管，能半平躺一会。呼吸频率由每分钟近40次降到30次，说话不很气急了。体能也有所增加，能走3-5步楼梯和300来米平路。
然而用药后的第三周开始，情况又变得很糟糕，右肺气泡音很响，后半夜睡觉又得戴上氧气管，白天稍走几步又气喘，我不由得对Blu-667产生了怀疑。当地医生认为是肺部感染，开了阿奇霉素（Azithromycin），服后出现暗红带黄色的痰液，提示确有点细菌感染。
接着儿子又让我服用速尿以改善肺部和下肢的水肿。服用抗生素和速尿明显减少了右肺的啰音。另外我也同时开始了低盐、高蛋白饮食，有助于减少身体的水潴留。在体能许可的情况下，我又加强了锻炼，每天下午走走停停走到1000米，有助于痰的咳出。在以上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咳嗽气喘等情况有所好转，不免又有了些信心。
2 第二个月：咳出肿瘤组织
在第二个月的后半个月里，我在咳嗽时咳出了肿瘤组织，每天少则两三片，多则四五片，总量有五六十片之多。吐出物在形态上有两大类，一类有半粒黄豆大小的头，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尾端有几个分叉，另一类较大些，有点呈糊状，无固定形状。有三片吐出物送当地医院肺科做病理检查，证实为腺癌。
在吐出这些肿瘤组织后，胸闷气急的症状得以极大的改善，晚上能完全躺平睡觉，再也没有捶背的需要，氧分压上升到90以上。正常人氧分压为95上下，前几个月里，我的氧分压都在80左右，严重缺氧状态。
可以想像一下，那些有头有尾的肿瘤组织头附着在气管的内壁上，而细长的尾部向下延伸，当体位改变时，游离飘动的尾部就有可能上行而堵塞气管。以前我不能平躺，恐怕就是这个情况。
右肺咳出物，送病理检测证实为腺癌组织
肿瘤组织坏死并被咳出体外是我肺癌治疗和身体康复的里程碑。Blu-667杀死了癌细胞，使那些黏附在右肺气管内的癌组织松动而后脱落。当然，肿瘤的位置也是一个因素，只有那些长在气管内的癌组织才有可能被咳出。
我左肺原发的癌块就没有被咳出过，我猜想可能是长在气管的外面，或者那一段气管已被完全堵塞，不可能被咳出，只可能慢慢机化、吸收。
在网络上也有病人报告咳出肿块，但是像我这样连续、大量地咳出实为罕见。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女性分两次咳出食道肿瘤，据说她要为此申请迪士尼记录。（机化，organization，是指坏死组织不能完全溶解吸收或分离排出，实质细胞不一定修复，最终硬化、钙化的过程。）
3 第三个月：CEA下降至正常范围
CEA（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癌胚抗原, 是胃肠道的恶性肿瘤、乳腺癌、肺癌及其他恶性肿瘤的生物标记物。CEA虽然不能作为诊断某种恶性肿瘤的特异性指标，但在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病情监测、疗效评价等方面，仍有重要临床价值。
我的CEA自参加BLU-667临床试验时的31.9持续下降，在近三个多月内一直降到6，（<7.2为正常）。CEA是癌细胞分泌的，癌细胞多了CEA数值就高，反之亦然。
从下表可以看出在服用Blu-667以后，CEA持续稳定下降直至正常，说明癌细胞数目也在相应减少，可能已减少到该方法不能测出的水平。
| 服用Blu-667天数 | CEA 血清值 （正常范围<7.2 ng/ml）Year |
|---|---|
| 第9天 | 31.9 |
| 第26天 | 27.0 |
| 第40天 | 17.1 |
| 第63天 | 10.3 |
| 第104天 | 6.0 |
4 第四个月：CT显示肿瘤缩小一半
肿瘤治疗效果的最可靠证据是比较CT的结果。由于我的原发肿块在左肺门的位置，与主支气管、心包等重叠，CT不能很清晰地显示其边界和大小。有一颗转移至肝脏的肿块位置独立，容易辨认，就定为CT比较的参照物。
临床试验开始时其直径为3cm，第二个月的CT显示大小未变，提示肿块已停止生长，这也可以理解为肿瘤已经死亡，正处在被机化的过程，将可能逐渐缩小消失。确实，第四个月时CT显示该肿块已缩小至1.6cm。
此外，后两次CT还显示肺部纹理逐渐变清晰，提示先前侵犯到淋巴管的癌细胞也在消失中。数次CT检查的结果表明肿块稳定或不断缩小，应是Blu-667对我的肺癌产生显著疗效的最可靠证据。
5 第五个月：心包积液和心包开窗手术
随着肿瘤组织被咳出，CEA降至正常，CT显示肿块缩小，虽然我的感觉也好多了，但仍被三大症状所困扰。
第一是咳嗽，咳出的是金黄色液体，不是痰液，每次咳7、8口就暂时平静了，但4、5个小时后又会再来一波咳嗽，用过抗菌素，但并不见效。
第二是下肢水肿，有时一直肿到大腿，连大腿内侧的皮肤都出现了毛细血管破裂的纹理。我不得不到时服用速尿。
第三是活动受限。本来我期望随着癌症得到有效控制，我的体能也会不断改善，然而，每当我试图增加一点运动量，我都会感到非常累，甚至有时体能反而倒退，有一天比一天差的感觉。
要改善症状，就得分析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但我百思不得其解。每次见医生时也报告过，但没有很满意的答复，因为我看上去还不错，再说CT检查也没有发现特别的异常。医生总宽慰我，“Give it more time.” （给它点时间，意即耐心点）很多时候我也总是安慰自己，要有耐心，俗话说病去如抽丝，康复得慢慢来，自己不能性急。
然而，当一面是深信癌细胞得到很好的控制，一面却面对这些严重的症状而一筹莫展时，康复的信心大打折扣。我甚至准备接受现实，LIVE WITH IT! （带病生存），也就是说我就这样了，余生接受咳嗽、下肢水肿和体能限制的情况。
第四个月时做的CT显示我的心包又有了不少的积液，再加上体能越来越差，儿子意识到我的心包积液可能压迫了心脏，让我去做心脏超声检查。结果显示心包已是大量积液。和原来处理过心包积液的胸外科医生商量后马上安排我住院，再次做心包开窗手术。半年前的那次心包开窗手术可能窗开得不够大，文献也说很有可能被堵住而再次出现积液。
果然，这次术中发现原先开的洞已被脂肪堵住，于是这次洞开得更大一些，直径有3公分，让心包的液体穿过横隔膜，经肝镰状韧带 (the falciform ligament) 流入腹腔。所幸心包膜活检显示没有癌细胞, 而半年前的那次心包膜上肉眼都见白色斑点，活检显示为癌细胞侵蚀。这次抽取的心包积液有1000cc 之多！
手术完成后的当天晚上，我的咳嗽突然消失，尿量大增，下肢水肿消退，身体运动伸展时不再气喘，三大症状奇迹般全部消失！原来，大量的心包积液压住了右侧肺动脉，致使肺动脉末端高压渗出，导致咳嗽，咳出的是渗出液，因服用Blu-667, 故而色金黄。大量的心包积液影响了下肢血液回流，致水肿。心脏受积液包裹，搏动受限，故而活动时气喘。
所以说，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只是有时这些原因不容易发现。积极地去寻找原因是对的，但有时的确需要耐心。
6 第六个月：体能渐趋正常
第二次心包开窗手术是我康复过程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之后，我开始了体能恢复锻炼。早晚走路，每次1000米，很快，走路已不再受限制，一如病前。接着练习慢跑，从跑20米开始，逐天增加，一个月后能跑100多米。慢跑对恢复正常的心肺功能是必须的，每次跑完都会感觉全身舒畅，呼吸平稳，头脑清晰，而这种感觉光靠走路是达不到的。
同时我也开始了肢体力量训练。我从使用15磅哑铃开始，一个月后能用20磅的哑铃做一些动作，俯卧撑也能一口气做到5个。 我现在能上二三十来个台阶的楼梯，也即一口气上三层楼没问题。我能轻松举起三岁小孙子放在肩上，满屋子跑。以前他要我抱时，我不得不推开他，抱不动啊，现在他会称赞, “Yeye’s strong now!” (爷爷现在有力气了！)
病中，两个孙子陪着我
7 总结
在服用Blu-667半年后，我身体里的肿瘤，包括原发肺癌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转移病灶，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咳嗽等症状消失，心肺功能基本恢复。但是疾病已经对我的心肺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损害，如心包已不完整，心包液经异路回流，有些肺段细小气管仍旧堵塞，有些区域肺组织增厚等。
我实际上已是一个“残疾人”，我将带病生存。但这些并不重要，大病大难后能有这样的恢复，已是谢天谢地了。
要关注的是，我身体里的癌细胞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消灭。最近的一次CT（9月12日）显示肝部转移性肿块还在，并未进一步缩小。另外，即使癌细胞已经彻底消灭，但由于基因变异还在，就存在复发的可能，所以防止癌症卷土重来的努力将全程伴随我的余生。
任何药物服用时间长了都有可能产生耐药性，尤其是针对肿瘤的靶向治疗药物。癌细胞往往会绕过靶点而重新出现、扩增。我将继续参与临床试验，按医嘱服药。我也会密切关注抗药性情况，首先听从临床试验医生安排，同时也会从现在就开始主动搜寻能够替代的药物。
最理想的是，我希望我的免疫功能得以逐渐恢复正常，停药后或产生耐药性后也能自然地识别和杀死可能出现的癌细胞。为了有正常的免疫功能，我会注意从营养、运动、作息和心理等方面去努力。
特别地，我会试试铁皮枫斗、黄芪、菊花等祖国传统自然药典里的宝物。但是不管怎么说，若前景难测，不如放下，转注眼前，想得太多既没必要也无济于事。我会好好地过每一天，过一天是一天，一个月是一个月。过好上半年，再说下半年，过好下半年再看来年。
二，几点体会
1 Blu-667真神药也
当我向朋友们报告咳出肿瘤组织时，朋友们无不赞叹美国科技的发达，抗癌药物的威力巨大。如果说传统化疗药物是原子弹，威力固然大，但是它敌我不分，所炸之处皆夷为平地，身体会遭重创。第一代靶向药物是普通火炮，有瞄准的大方向，但不能精准击中目标，不说歼敌一千自损八百，少说也会有几百。
例如我服过半个多月的卡博替尼（cabozantinib）可能对我的癌症也有效，但使我舌头溃疡、鼻子大出血而不得不停服。新一代靶向药物Blu-667对RET变异的肺癌就如精准制导的导弹，能极其精确命中目标而不伤及无辜。
病人总想得到神药，期盼能药到病除。我服Blu-667六个月后，原发和转移性肿块缩小或稳定，肿瘤标志物水平降至正常范围，身体恢复几近正常状态，并且没有一点副作用，Blu-667真神药也！
2 病人有权积极介入治疗以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
我们总说与疾病的抗争就如同打一场战斗，而要打赢一场战斗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作战方案，即治疗方案。在现实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知识、信息、医疗条件等，病人往往力不从心，很无奈。
但是现在网路发达，信息公开，微信等交流平台普及，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和互动机会，只要我们意识到主动介入治疗是病人的权利，积极与医生沟通，自己上网搜寻信息资料，多与病友交流，病人会或多或少变被动为主动，制定出较好的治疗方案，从而打赢这场战斗。
现在新药、新疗法层出不穷，病人和医生实际上同时接受最新信息，这就拉近了医患在知识上的距离。再则，俗话说，久病成良医，病人最了解自己的病情，完全应该也有可能在诊疗过程中有较大的发言权。中美医疗制度虽有很大不同，但病人是治疗活动的主体的观念是现代医患关系的核心。在尊重医生的前提下，病人应该积极参与诊疗。
在我的治诊疗过程中，我都积极参与和医生共同确定治疗计划。虽然我有医学背景，但更多的是不断学习的努力。
当我从网上查到休斯顿的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可能会有较好的诊疗手段时，我主动飞到休斯顿，那里的医生确定了我的肺癌是RET变异，并且告知了我靶向治疗的可能性，这些为我后面的治疗具有方向性指导意义。
在决定治疗方案时，当地医生鉴于我已经耽误了治疗，曾建议我立即用传统的化疗，但我没有接受。我从网上收寻有关信息，发现了免疫疗法的Keytruda (K剂)，经和医生商量定下了先使用K剂再考虑靶向治疗的方案。
当K剂治疗失败，当地医生再次建议使用传统化疗，我又没有同意。我在网上搜索到有关精准靶向治疗药物LOXO-292的临床试验信息，并为进入该临床试验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
当这一努力失败后，休斯顿的医生推荐使用第一代并不精准的靶向药物（cabozantinib），我上网查到该药并不完全适用我并有严重副作用，虽然同意服用该药，但当严重副作用出现时就停用了。
即便是进入Blu-667临床试验后，我也不断与医生交流，主动提问，每次随访都能有不少的收获。
3 运动不止，生命不息
我是一个一辈子爱好运动的人，积极运动的生活方式曾带给我很多益处。病前，我年近七十尚耳聪目明，关节灵活，跑跳自如，思维敏捷，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等问题。我病前良好的体质和好运动的习惯在抗击这场大病和随后的康复中也帮了我的大忙。
肺癌，间质性肺炎，胸膜积液，肺不张，心包积液都严重损害心肺功能，而心肺功能受损又反过来使病变进一步加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情况会越来越差。我认为只有坚持合适的锻炼，也可说体疗，才能阻断这个恶性循环。在近一年的发病和康复过程中，我没有任凭病魔摆布，我告诫自己，我不能就此倒下，越是动掸不得我越要动!
2017年8月，我在居住小区的球场打球。
很长时间里，走路是我能做的唯一锻炼方式。最困难的时候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气，但我还是坚持每天走，哪怕只是几步。当我靠在行人道的树上或电杆上喘气时，邻居或路人看见了以为我不行了，好几次上来问我要不要帮忙。
冬天一早一晚外面很冷，我穿得厚厚的，围上围巾走路，风很大时我就倒着走。就这样，在最糟糕的那段时间里我挡住了心肺功能进一步减退，甚至有一次我还撑开了左肺的肺不张。
有一天我走一个小上坡，每十步停一下，中途我突然感到有一股气往塌陷了的左肺吸了进去。当我逐渐好转后，我增加了运动量，开始了慢跑。跑上几十米停下时，我会气喘得眼睛发黑，头皮发麻，甚至有小便失禁的感觉，直感就要死过去了。
就这样，这一次次的大口呼吸硬是把已塌陷的左肺下端给撑了回去。当后来做心包开窗手术的外科医生用支气管镜检查我的左肺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我的左肺全张开了。术后他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真是个少见的fighter （斗士）！”
我的走路锻炼不但抵抗住了心肺功能的下降，还有助于清肺。开始的阶段，每次走路都会吐很多痰，随口就吐在了路边或草丛里，觉得反正没人看见。后来儿子塞给我一个购物用塑料袋和一团手纸，我就文明了，不再随地乱吐。每次咳出大量痰液，清理了肺部，也加强了肺的血液循环。 睡前咳出大量痰液也大大减少了晚间的咳嗽，使我能睡得好些。另外，走路运动也或多或少地有助于肿瘤组织的咳出。
我还经常不断地做肢体舒展和肌肉锻炼。癌症消耗了我很多的精力和体力，两次大剂量、长时间的强的松治疗更是分解了我的肌肉，我的体重从原先的近80公斤下降到60来公斤。我有一段时间看上去瘦骨嶙嶙，咳嗽加上虚弱，背驼得厉害。妻子说，我和病前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我不想让自己因病而成为一个驼背老人，即使无法治好疾病，我也要挺着胸倒下。所以我一直没有中断肢体伸展锻炼，如扩胸，弯腰，搁腿等。后来身体条件许可了，我就做哑铃操和俯卧撑。我现在人比病前都挺，手臂和胸部肌肉回来了一些，腹部的脂肪不见了，体重维持在70来公斤。
病前，我组织的老年篮球队。
我的积极运动锻炼对我抗击疾病起了很大作用。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更温和些的打太极拳、做气功等，和更激烈些的如打乒乓球、游泳等。另外，有的情况不适宜做过多的运动，如肝癌，则要静养为主，辅以小强度的锻炼如气功、太极拳等。但不管怎样，运动能加强血液循环，增强抗病能力，提升信心。我的体会是，动代表着生命，如运动不止，则生命不息。
三，感恩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已经大大地改变了我。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过那另一个世界，我因此对生命有了和从前不一样的认识。生命贵过物质、事业、名誉和地位。年轻时的奋斗固然应该，因为个人若不努力，世界不会进步，但如果生命能重来，我会更爱护自己，有更多一些珍爱自己生命的努力。到了老年，爱护自己的生命更应是首当其冲的事。
我不再把生命当作是一种当然，而是一种恩赐。我因此为我所拥有的一切而感恩，尤其是剩下的那一天天还属于我的日子。感恩，让你有好心情；感恩，让你生活在阳光里；感恩，让你活得有价值。
1 我是幸运的
我曾经抱怨命运不公，偏偏让我罹患如此大病，抱怨免疫疗法带给我严重的副作用，抱怨没能进入LOXO-292临床试验。然而当我乘上救生艇得救后，我应该庆幸我的幸运。RET变异所导至的肺癌只占全部肺癌的1.5%，但却有两个精准靶向药物，Blu-667 和LOXO-292，而其它种类的肺癌，以及如肝癌等许许多多的其它癌症，都还没有如此精准的靶向药物。
我虽然没能进入LOXO-292的临床试验，但可能Blu-667更适合我，它短时间内控制了我的癌症，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副作用。当然，我幸运地能在美国治疗，享受先进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才得以活了下来。
是的，与那些至今还在苦苦盼等合适的药物的患者，与那些因为没有有效治疗而眼睁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相比，难道我还不幸运么？现在K剂等免疫治疗药物已相继进入中国了，但数百万病人已经苦等多年了，其中有多少人药来了人却已经走了？！又有多少人药来了却买不起？！
2 我感谢默默无闻的药物研制者
任何一个有效药物的诞生都凝聚着众多研究者的心血，无数次的失败才有了最后的成功。就以Blue-667为例，这粒神奇的蓝色小药丸是一万多个涵盖60多种不同化学主结构的化合物在实验室里、在动物身上一次又一次试验的结果。直到今天，它还在漫长、严肃、一丝不苟的临床试验中。
药物研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投入，需要足够的耐心，还要靠好运气。仅以脑肿瘤为例，近二十年来，全世界科学家研发了78种很有希望的治疗脑部肿瘤的药物，但经临床试验发现其中75种因不能有效进入脑部而疗效不佳或因严重副作用而搁浅，只有3种还在临床试验中。美国等先进国家已经为人类研发了不少高效的抗癌药物，希望中国能奋起赶上，造福于国人。
每当我拿起Blu-667这蓝色的小药丸，心里会说，“谢谢你们，麻省剑桥蓝图制药公司Blu-667的研制者们！”
3 我感谢家人
朋友都说这次是我的儿子救了我的命。是的，我的儿子做了一个医生儿子为生病的老子该做、能做的一切。虽然儿子救老子也属应该，无需多言，但我的儿子在我的诊治和康复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儿子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毕业，获MD和PhD双学位，克利夫兰诊所心脏专科培训，现在是当地医院心脏介入治疗专科医生。我在当地医院住院多次，遇到许多儿子的同事，有医生和护士，他们，不下十多人次，对我说我儿子如何如何好。医生说他是他们 “最可信赖的同事和朋友”，护士说他是最她们 “最好相处的医生”，是病人 “最喜欢的医生”。他们都感谢我 “教育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
儿子推我去见医生。
作为一个普通病人，我本来也会在美国的医院受到所有病人都能得到的尊重和良好的治疗护理，但是由于儿子的声誉，我得到了一分额外的尊重和敬意。
在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的近一年里，我目睹了他早出晚归辛勤工作。经常是刚咽下第一口饭就被叫去医院处理急诊病人，晚上很晚回来，会轻轻说一句，“老爸，我又救了一个病人”。我曾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医生护士都说他好，他说当其他医生在工作中或抢救病人时需要他帮助时，他从不说 “不” 字，他会耐心地和护士及病人交流，他尊重病房里的每一个人。现在，儿子的这些善行回报到老子的身上了。谢谢你，儿子，你让我得到了VIP的待遇，我心里只有一句话，“继续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医生！”
我的妻子给了我世界上最好的护理照顾。她陪我乘飞机去外地的医院，大包小包背在肩上，用轮椅推着我在机场转，住院时陪夜照顾，帮我穿衣脱鞋，洗脚擦背，夜里一听我咳嗽就从床上蹦起为我捶背，给我做专门的饭菜，看到或听说什么对我止咳有用就想方设法去搞到。她陪我走路锻炼，走几步停几步在前面等着我。她搞定了我就医的一切后勤工作，定机票、旅馆、打车、预约见医生，她还记录我和医生的谈话、就医和用药经过。这一切都是在照看三个孙子孙女之外做的，她因为照顾我而瘦了好几斤。
除开这些护理照顾，她还给我精神鼓励和开导。她给我买了不少新衣服，我说我已用不着了，她还是不断买，说这是今年夏天穿的，那是为明年春天买的……听着，听着，一种被爱的感觉油然而升。在我妻子的心里我不是一个来日无多奄奄一息的病人，而是一个还要长久地在她身边伴行的人。还有什么鼓励能比这更强大？还有什么举动能比这更使人感动？我内心充满感激，谢意溢于言表，但换来一句，“得啦，谁让这是我前世欠你的呢？” 这幽默的回答展现了生活的真谛。
责任，是家庭婚姻深层的含义，我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后才明白。妻子，我谢谢你。
4 我感谢朋友
我有许多老同学、老朋友，从小学开始，初中、高中、农场、大学和工作单位。在我生病后，他们对我表示了真切的关心和鼓励。多少朋友为我去烧香拜佛，为我祈祷，多少朋友为我搜寻治疗信息。在我患病的两百多天里，有两个朋友每天送来一声 “早上好” 的问候！这一条条诚挚的短信，这一声声亲切的问候，在我最感黑暗、最脆弱的时刻带给我巨大的力量。
当我在屋外走路时，我会仰天而语，当我一人独处时，我会轻声默念，“我不会倒下，朋友们，我会继续战斗！”
去年年底，我的一些学生在聚会时专门录了小视频向我问候。今年4月6日，我的小学同学在聚会时打出了一条横幅，上写 “老同学，我们在家乡为你祈祷祝福！” 读罢，我是老泪纵横，不能自己。
我曾把这幅微信照片给这里的医生看了，告诉他们这是60年前的小学同学寄给我的，他们说 “You are loved by so many！” (你被很多人爱着！) 但他们又觉得不可思议。是的，可能这是中国特有的吧，这是诚挚的友情，能使病魔颤抖的大爱！朋友们，我谢谢你们！
5 我感谢上帝
虽然对我来说应该是上苍更为确切。我原先看待世事万物都基于唯物的因果关系，以为一切都有科学的原因。我信奉事在人为，以为一切皆靠人的努力。但是生了这场病以后，这些观念有了变化。
首先是对病因的思考，戒烟二十几年、注意饮食、注重锻炼、积极生活，我还是得了肺癌，实在想不通啊。接着，在我的诊治过程中，有太多的无奈，人所无法控制的情况。比如，呼声高涨的一线药物K剂对我无效，还偏偏以1%的概率让我得间质性肺炎；一只脚都已进了LOXO-292临床试验的大门，还硬给拽出来。但我现在愿意相信，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是一种安排，超越常规推理的安排。
不管怎么说，我离上帝近了些。在我最无奈、无力的时候，却一次又一次地幸遇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次次地身处 “门关了，窗开了” 的顺境。这开窗的，那让我绝处逢生的又是谁呢？我答不好，但是我要虔诚地叩拜，“Thank you, my God!”
后记
近几年来，癌症研究突飞猛进，免疫疗法和精准靶向疗法的药物不断出现，给癌症病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现在患了癌症就医时要尽快查出变异的基因，再搜寻合适的靶向药物。即便是先采用了手术治疗或介入治疗等疗法的患者，之后都很有可能要采用靶向治疗。
传统的化疗应最后考虑。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药物正在临床试验中，美国在这方面一直领先，正在进行着成百上千种新药的临床试验。美国新药临床试验面向全世界招募志愿者，所以中国人也可申请。具体方法步骤，百度上有详细介绍。另外，中国近来也有不少新药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有关信息网上也可搜素得到。希望我参加临床试验的体验能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涅槃重生，无意炫耀幸运、成功，但愿分享感受和体验。